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些问题。

[11] 康德：《实践理性批判》，邓晓芒译，杨祖陶校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83页。例如，摩尔和罗斯在他们那两部名著中，虽然起初确实对善和正当概念展开了元伦理层面的语义分析，但接着却不动声色地把某些规范性很强的价值理念从后门偷运进来，宣称知识、快乐、德性、美等属于就其本身而言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善的东西[②]。

相比之下，价值是指任何东西（包括价值在内）对人具有的意义，诸如马儿跑得快太好了，我想得那是相当的傻，你说他善良让我很感动之类。这与好（hǎo）即好（hào）的两位一体可以说是天造一双：一旦发现了某个东西有坏处，有碍于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人们就会形成指向它的想灭意向——亦即认为它讨厌恶心，所谓对人恶（è），人就恶（wù）。不过，这种对立属于所谓诸善冲突的范畴，不能构成把后者排除在善之外的理由。问题在于，不管是谁，如果在自己的行为中不是趋善避恶，而是趋恶避善，他就不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也无法维系自己想要的那种存在。谁从事了失败的行为，谁会因此受到恶的惩罚。

而从赏罚的维度看，行为成功便意味着：得善去恶的后果直接构成了对主体的一种奖赏，鼓励主体继续从事成功的行为。进一步看，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，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属性也是多方面的。白马在《尚书》中就用于指称君王。

但是社会中的人们不可能实现孔子的乌托邦理想，互相之间都能有亲情或者类似亲情的强烈互爱为纽带。他们有浩然正气，有管制其他人的正义，也就有获得更丰厚回报的正义。但孔子等人唯一不放弃的就是前面提及的儒家几个要害：裙带（亲情社会）、自大、封闭（本于自心）、理想太美好、认贼作父希望以集权实现儒家理想。这就是中国人一直对政权存在依赖和奴性的根源所在。

比父母爱儿子还要爱百姓。「天生民，人异义」，各家的事情各家自行处理就是了。

要以「兼爱世人，不得害人。在遭到古之道术学者们批评之后，儒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导致他们更加坚信：这个世界太污浊了，等待他们去拯救。也不能去实践他们的理想。鲁侯和墨子首先都问：这就是所谓儒服吗？也就是说连周礼在鲁的鲁侯，和走过70多诸侯国的墨子都没有见过儒服。

两个矛盾的结合点还是儒家人士具有神圣的德性。孔子行在《孝经》，志在《春秋》，违者非礼也。所以儒家虽然没有学问，却占据了当时的教学市场差不多一百年。独尊儒术的汉朝，每三年一次农民起义。

而子夏就是几位晚年跟着孔子学易的大家之一。既亲爱、亲情是一切伦理的根本所在。

位尊、权重有其一，既可尊重。就具有兼爱精神的墨者来说，夷人绝不是贬义词。

贪官：亚圣曰，义本于自心，钱财裙带乃我心中，为义也～。有产之产，指的是不依赖别人给予的职位，自行获得的财产。他们要毁掉华夏的名本、历史，立儒家的名本、历史。笔者对他们就抱有最深切的同情。爱亲既「志以亲为芬」，和利亲几乎是相同概念。墨子、墨家要反击儒家能不非乐吗？ 当然，人们不互相竞争，又没有公平社会。

所以最终儒家和儒家教化出来的君王们都明白一点。而且他们身上只带着少数典籍，可能主要是用织物书写的卷轴。

孔子就加倍地渴望君王能像亲生子一样爱自己，养护自己。墨家的主张是要兼爱，不要相亏害。

孔子却没有因为南宫适犯罪而嫌弃他。不过儒家记载的历史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真实。

儒家经典中可取的仅仅是一些生活常识，墨家自己也有。孔子对亲人可是如春风般地温暖呵，对敌手却如此残酷。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儒生们不断地指称实干者是法家。儒家要亲亲为大，论证君王的天然优越。

不妨联想商末奴隶组成的军队反戈一击，灭亡了商朝。孔子就出生在这种极度悲惨的环境中。

在互相承认同类的基础上取同（或者说玄同）为义。因为他们距离辛亥革命时间还不算太远，所以他们的书还是留了种。

我们把墨学训诂书写下来就可以了，把自己对墨学的理解书写下来就可以了。这种封闭性首先表现在，想说一点好话就必须指称孔孟也是这个思想。

六经皆史，是儒生们提出来的，是儒学的最佳归宿。所以值得尊重的是其实，尊重首先就要尊重他的真实，既华夏传统所说的自然。实际上君王自己并不从事生产，他也不应该去从事社会运营。当今儒生拿《论语》最后几句抄袭自《尚书》的内容，证明自己不主张大一统和绝对集权。

各位看官看着是不是头晕脑胀？儒学就是这么个循环往复的系统。所以我们不能考虑继承儒家的修身。

有依赖心的人自然向往成为奴才中的特权阶层，那不属于墨者。要讲法制，没有民立法法治为内核，就是不正当的。

在现代人看来，何其荒谬。不可能把社会理想希望寄托在人们之间相互的亲情之上。